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特约撰稿 王清 肖潇

　　超过100种的各色名号、评比，弥漫于中国的大小城市之间，字字玄机，真假莫辨，创文、创卫、创园，创一切可创之名。中央三令五申，地方乐此不疲，民众不胜其烦，专家徒呼奈何，这场层出不穷的中国特色大竞技，究竟隐藏着多少明规律、潜法则？

　　这不是首例，也断不会是最后一例。

　　陕西省汉中市近日为美化道路，将南郑大道上树龄达35年以上的万余棵水杉大量砍伐，同时，又以几千元一棵的成本大量购买、移栽银杏树。这条长达8公里多的国道两侧，如今随处可见裸露的树桩。

　　究其原因，还是为了追逐城市名片所致，据说，银杏比水杉更能美化道路。汉中下辖10县区，有5个至今仍为贫困县，但依旧耐不住对光鲜称号的追逐。此前，该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与卫生城市的推进大会刚刚落幕。

　　这只是中国城市追逐各色名号的千万图景中的一幕而已，尽管没人能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类似的城市名号，而这些名号之内又究竟几多玄机。

　　百余名号，字里乾坤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这些国字号的城市名号还算耳熟能详，而像全国投资诚信安全城市、软件版权保护示范城市、全国金融生态城市等称谓，很多人则是闻所未闻。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迄今流行于中国城市版图上的各类名号评比不下上百种。仅江苏省张家港市获得的国家级称号就超过了90项，而另一个地方政府的网站上，一页20条的政府信息公告中，竟有9条关乎争创名号的消息。

　　在超过百种的城市名号中，被公认最具权威、最具社会知名度的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六项。广州市2006年曾提出的“六城联创”，所指的正是上述六个名号。

　　这些“名号”之所以含金量高，是因为其背后都有一个规格颇高的评选机构：中央文明委、全国爱卫办、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旅游总局。

　　事实上，很少有人留意这些刻在牌匾上的名号间到底有几多差别，比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与“中国优展露旅游城市”，尽管只是“最佳”与“优展露”的字面差别，其内容却相差很大。以大连为例，2006年大连市成为第一届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的三个城市之一，而早在1998年，大连就已跻身于第一批发布的54个中国优展露旅游城市之列了。

　　专家解释，“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是“中国优展露旅游城市”的升级版，因为统计发现，已经有超过340家城市拥有了中国优展露旅游城市头衔，只能继续“不兴优展露兴最佳”。

　　令人目眩的还有“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表面“失之毫厘”，却“谬以千里”，有时还不无抵牾。国家园林城市评选主审单位是原建设部(现在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而国家森林城市的评选单位则是国家林业局。

　　国家森林城市的评选专家、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盛伟彤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过去搞园林，比较强调视觉效应，不注重自然化，现在强调自然化，森林城市与园林城市在很多观念上是矛盾的。而国家园林城市的评审专家、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风景园林所副所长林鹰则表示，在城市里提森林的概念值得商榷，因为绿化园林的概念已经得到了扩展。

　　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的特殊在于，它的主审单位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担任主任的全国绿化委，位阶更高一筹。所谓“国家园林城市”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加强版。

　　并不是所有国字号的头衔背后都有部委机构为其背书，部分名号甚至被指责有“李鬼”嫌疑。以最新流行的“宜居城市”为例，“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与“中国十佳休闲宜居生态城市”，前者是由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颁布的，而后者则是由某论坛发布的。记者检查发现，伴随着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信息：一种是该研究会到上榜城市颁奖时，大多都是当地的书记或市长亲自接见，另一种则是有网友爆料称该研究会就是香港的“牙防组”。

　　硬指标与软猫腻

　　李鬼难免，但也不乏一些金字招牌，尤其是被打上“国标”金身的评选。

　　在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院长鲍宗豪看来，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是所有名号中含金量最高的，“全国最高的综合性荣誉”。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常务主编，他解释，该体系已经囊括了城市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指标。

　　事实上，全国文明城市的授名也极其谨慎。2005年只发布了12个城市，2008年是14个。其中，一个被忽略的细节是，在2008年的第二轮复查时，2005年发布上榜的12个城市只剩下了10个，缺少青岛与浦东新区。专家组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两地之所以被除名，是因为均出现了市委书记腐败案件。

　　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有两项硬指标：一是申报前12个月内该市主要领导无严重违纪、违法犯罪；二是申报前12个月内未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重大刑事案件。

　　曾在2008年“创文”排行前列的杭州与长沙就倒在了第二条硬指标上，评比当年，杭州发生地铁工地塌方事故，导致21人死亡。随后，长沙也发生施工电梯坠落事故，17人死亡，全国文明办紧急亮剑，取消两市参评资格。而原本对参评信心十足的武汉市，竟因一次严重的车祸，导致该市最后都没能进入国家测评环节。

　　而广州市在历经18年的艰难努力后，终于在2008年修成正果，获颁国家卫生城市，此前该市提出的“六城同创”，已经斩获五块牌匾，现在独缺全国文明城市这一项。2008年，再度创文失败后，时任市委书记的朱小丹向广州市民抱拳道歉。“创文”门槛不可谓不严苛，但细心比较，仍会发现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亦有玄机。

　　鲍宗豪说，卫生部纳入到文明城市的指标是最多的，但有的城市被评上了全国文明城市，却不是国家卫生城市或环保模范城市，这些城市包括包头、南宁、晋城、东莞、天津与平区、新疆库尔勒市与内蒙古满洲里市。尤其是包头、库尔勒市与满洲里市，之所以上榜全国文明城市，曾被指刻意实行地区平衡。

　　国家卫生城市评选专家、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吴传业认为，“都是国家级的，假如卫生城市都评不上，居然能评上文明城市，这完全就是个笑话。”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2010年，太原被评上国家园林城市后，当地网友拍摄了大量太原城市的脏乱差的相片转帖上网，一个字评价：雷。东北某重工业城市今年4月被评上国家森林城市，当地民众却感叹：只能糊弄鬼。 

　　被质疑的专家公正

　　近年来，舆论对于地方政府争创各式名号的行为近乎口诛笔伐，浪得虚名、劳民伤财的批评不绝于耳。

　　2009年3月，全国爱卫会确定对河南省焦作市实行取消其申报国家卫生城市资格2年的处罚，原因在于有媒体报道焦作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经查属实。这是自国家卫生城市评选活动以来，国家爱卫办的首次亮剑。

　　但这一严格执法却备受质疑，媒体轻易就能曝光的问题，为何可以躲过5个月之前全国爱卫办的专家的暗访？

　　国家卫生城市评选专家吴传业试图为其正名，他说，自我已经跑完了全国两百多座城市，相对其他评比，创卫还是要严格得多。作为辅证的是，广州市竟努力了18年才修成正果。

　　吴传业介绍，专家暗访是评选过程中颇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全国爱卫办从专家库里随机抽取专家，“事先不会告诉你目的地，也不会专门开会，就给你打个电话，帮你订好机票，让几个专家自我碰头。”

　　但事实上，专家们的行踪还是很难做到保密。有一次吴传业到一个城市去暗访，几个专家在机场碰头以后连夜就打车去了火车站周边，一边录像一边看，结果还是露了马脚，该地连夜打扫卫生，第二天他们再出去检查，大街上到处都冲得非常干净。

　　温宗国是国家卫生城市与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评选的双料评审专家。他介绍，专家考察路线由专家说了算，但专家们也会尊重地方的推荐，去地方上建议的企业。考察期间，每个专家都会得到一笔专家费，在2005、2006年的时候，这个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但各地标准不一样，各城市之间也会互相打探，执行起来有问题，专家们也难逃吃人嘴软的嫌疑，所以从2007年开始，专家评审费用统一由主审单位来支付。

　　但即便如此，地方政府对专家们的公关行为仍是渗透在很多环节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评选专家，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阮仪三说他就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利益诱惑。为了突破古城保护的高度限制，地方政府有时干脆就直接找评审专家参与设计高层，设计费一般就是总造价的5%-12%。

　　阮仪三有次去巴黎拜访世界遗产委员会主任，这位主任指着一只很大的水晶雕塑向他抱怨，你看，你们中国人送的。阮仪三估计，这礼物至少超过30万元人民币。

　　而之前曾备受注意的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原副组长韩国祥受贿案也于上月在法院受理，韩案发正是因为在“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评比过程中受贿。

　　为了解决评选公正性的难题，2007年，全国爱卫办确定在暗访与技术评估两道程序外，还增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复审，审查不过的城市将暂缓确认。然而，遗憾的是，被暂缓确认资格的城市寥寥无几。

　　此外，国家卫生城市不是终身制，标准中也明确提出了对弄虚作假、两次复查不合格者予以“取消命名”的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撤销称号的做法从未有过。

　　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就曾评论，二十年里，创卫对一些城市的卫生有推动，但需要革命性的制度改革，否则，创卫可以休矣。

　　全国爱卫办予以回应的实际行动是，2010年6月卫生部疾控局爱卫办修订了〖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与〖国家卫生区标准〗，增高了门槛。爱卫办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标准更加与时俱进。

　　而有网友却戏称：铁打的评比流水的标准。

　　地方政府的良苦用心

　　除了可以摆在台面上的，争创城市名片有利于城市的知名度提升，投资环境的改善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外，有些地方官还另有旁骛。

　　与创卫、创园等老牌评选相比，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显得较为年轻，至今才举办了2005、2008两届，但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风采。

　　在鲍宗豪记忆中，2005年第一轮“创文”，很多地方领导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评选大有来头。

　　全国文明城市是由中央文明委直接挂帅的一项评选，而中央文明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副主任，规格颇高。除了行政级别高，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的制定也颇具规格。据鲍宗豪介绍，2005年的评价体系中，囊括了国家40个部委的指标。“为了研制这个体系，各部委都希望加进自我的指标，现在越来越多。原来国土资源部没有，这次最新版的指标也加了土地红线的标准，而中央民委则提出应把民族团结进步的指标放进来。”

　　2005年第一轮评选，厦门榜上有名后，台北、金门给厦门发的贺电都发到了中央文明办。

　　地方官们很快就发现了“创文”的好处——第一轮被评上全国文明城市的地方领导很快都提拔了。“创文”一跃成了政绩新指标，到2008年第二届，竞争尤其激烈，130多个城市报名参加，在国内有知名度的城市悉数到场，最终选来选去选出三十几个进入下一轮测评。

　　阮仪三亦感同身受着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些城市评比上的心态转变。在1986年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的评比中，阮仪三负责江浙一带，当他找到无锡、常州、南通这些城市时，领导们都拒绝这个称号，因为“评上以后发展就要受到限制”。

　　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无锡与南通又主动申请了历史文化名城，常州原来的一些好东西被拆光，但建了很多假古董，目的就是想要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牌匾，“因为这个名号本身就是一种资源”。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特约撰稿 王清 肖潇

　　超过100种的各色名号、评比，弥漫于中国的大小城市之间，字字玄机，真假莫辨，创文、创卫、创园，创一切可创之名。中央三令五申，地方乐此不疲，民众不胜其烦，专家徒呼奈何，这场层出不穷的中国特色大竞技，究竟隐藏着多少明规律、潜法则？

　　这不是首例，也断不会是最后一例。

　　陕西省汉中市近日为美化道路，将南郑大道上树龄达35年以上的万余棵水杉大量砍伐，同时，又以几千元一棵的成本大量购买、移栽银杏树。这条长达8公里多的国道两侧，如今随处可见裸露的树桩。

　　究其原因，还是为了追逐城市名片所致，据说，银杏比水杉更能美化道路。汉中下辖10县区，有5个至今仍为贫困县，但依旧耐不住对光鲜称号的追逐。此前，该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与卫生城市的推进大会刚刚落幕。

　　这只是中国城市追逐各色名号的千万图景中的一幕而已，尽管没人能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类似的城市名号，而这些名号之内又究竟几多玄机。

　　百余名号，字里乾坤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这些国字号的城市名号还算耳熟能详，而像全国投资诚信安全城市、软件版权保护示范城市、全国金融生态城市等称谓，很多人则是闻所未闻。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迄今流行于中国城市版图上的各类名号评比不下上百种。仅江苏省张家港市获得的国家级称号就超过了90项，而另一个地方政府的网站上，一页20条的政府信息公告中，竟有9条关乎争创名号的消息。

　　在超过百种的城市名号中，被公认最具权威、最具社会知名度的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六项。广州市2006年曾提出的“六城联创”，所指的正是上述六个名号。

　　这些“名号”之所以含金量高，是因为其背后都有一个规格颇高的评选机构：中央文明委、全国爱卫办、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旅游总局。

　　事实上，很少有人留意这些刻在牌匾上的名号间到底有几多差别，比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与“中国优展露旅游城市”，尽管只是“最佳”与“优展露”的字面差别，其内容却相差很大。以大连为例，2006年大连市成为第一届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的三个城市之一，而早在1998年，大连就已跻身于第一批发布的54个中国优展露旅游城市之列了。

　　专家解释，“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是“中国优展露旅游城市”的升级版，因为统计发现，已经有超过340家城市拥有了中国优展露旅游城市头衔，只能继续“不兴优展露兴最佳”。

　　令人目眩的还有“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表面“失之毫厘”，却“谬以千里”，有时还不无抵牾。国家园林城市评选主审单位是原建设部(现在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而国家森林城市的评选单位则是国家林业局。

　　国家森林城市的评选专家、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盛伟彤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过去搞园林，比较强调视觉效应，不注重自然化，现在强调自然化，森林城市与园林城市在很多观念上是矛盾的。而国家园林城市的评审专家、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风景园林所副所长林鹰则表示，在城市里提森林的概念值得商榷，因为绿化园林的概念已经得到了扩展。

　　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的特殊在于，它的主审单位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担任主任的全国绿化委，位阶更高一筹。所谓“国家园林城市”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加强版。

　　并不是所有国字号的头衔背后都有部委机构为其背书，部分名号甚至被指责有“李鬼”嫌疑。以最新流行的“宜居城市”为例，“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与“中国十佳休闲宜居生态城市”，前者是由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颁布的，而后者则是由某论坛发布的。记者检查发现，伴随着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信息：一种是该研究会到上榜城市颁奖时，大多都是当地的书记或市长亲自接见，另一种则是有网友爆料称该研究会就是香港的“牙防组”。

　　硬指标与软猫腻

　　李鬼难免，但也不乏一些金字招牌，尤其是被打上“国标”金身的评选。

　　在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院长鲍宗豪看来，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是所有名号中含金量最高的，“全国最高的综合性荣誉”。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常务主编，他解释，该体系已经囊括了城市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指标。

　　事实上，全国文明城市的授名也极其谨慎。2005年只发布了12个城市，2008年是14个。其中，一个被忽略的细节是，在2008年的第二轮复查时，2005年发布上榜的12个城市只剩下了10个，缺少青岛与浦东新区。专家组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两地之所以被除名，是因为均出现了市委书记腐败案件。

　　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有两项硬指标：一是申报前12个月内该市主要领导无严重违纪、违法犯罪；二是申报前12个月内未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重大刑事案件。

　　曾在2008年“创文”排行前列的杭州与长沙就倒在了第二条硬指标上，评比当年，杭州发生地铁工地塌方事故，导致21人死亡。随后，长沙也发生施工电梯坠落事故，17人死亡，全国文明办紧急亮剑，取消两市参评资格。而原本对参评信心十足的武汉市，竟因一次严重的车祸，导致该市最后都没能进入国家测评环节。

　　而广州市在历经18年的艰难努力后，终于在2008年修成正果，获颁国家卫生城市，此前该市提出的“六城同创”，已经斩获五块牌匾，现在独缺全国文明城市这一项。2008年，再度创文失败后，时任市委书记的朱小丹向广州市民抱拳道歉。“创文”门槛不可谓不严苛，但细心比较，仍会发现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亦有玄机。

　　鲍宗豪说，卫生部纳入到文明城市的指标是最多的，但有的城市被评上了全国文明城市，却不是国家卫生城市或环保模范城市，这些城市包括包头、南宁、晋城、东莞、天津与平区、新疆库尔勒市与内蒙古满洲里市。尤其是包头、库尔勒市与满洲里市，之所以上榜全国文明城市，曾被指刻意实行地区平衡。

　　国家卫生城市评选专家、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吴传业认为，“都是国家级的，假如卫生城市都评不上，居然能评上文明城市，这完全就是个笑话。”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2010年，太原被评上国家园林城市后，当地网友拍摄了大量太原城市的脏乱差的相片转帖上网，一个字评价：雷。东北某重工业城市今年4月被评上国家森林城市，当地民众却感叹：只能糊弄鬼。 

　　被质疑的专家公正

　　近年来，舆论对于地方政府争创各式名号的行为近乎口诛笔伐，浪得虚名、劳民伤财的批评不绝于耳。

　　2009年3月，全国爱卫会确定对河南省焦作市实行取消其申报国家卫生城市资格2年的处罚，原因在于有媒体报道焦作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经查属实。这是自国家卫生城市评选活动以来，国家爱卫办的首次亮剑。

　　但这一严格执法却备受质疑，媒体轻易就能曝光的问题，为何可以躲过5个月之前全国爱卫办的专家的暗访？

　　国家卫生城市评选专家吴传业试图为其正名，他说，自我已经跑完了全国两百多座城市，相对其他评比，创卫还是要严格得多。作为辅证的是，广州市竟努力了18年才修成正果。

　　吴传业介绍，专家暗访是评选过程中颇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全国爱卫办从专家库里随机抽取专家，“事先不会告诉你目的地，也不会专门开会，就给你打个电话，帮你订好机票，让几个专家自我碰头。”

　　但事实上，专家们的行踪还是很难做到保密。有一次吴传业到一个城市去暗访，几个专家在机场碰头以后连夜就打车去了火车站周边，一边录像一边看，结果还是露了马脚，该地连夜打扫卫生，第二天他们再出去检查，大街上到处都冲得非常干净。

　　温宗国是国家卫生城市与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评选的双料评审专家。他介绍，专家考察路线由专家说了算，但专家们也会尊重地方的推荐，去地方上建议的企业。考察期间，每个专家都会得到一笔专家费，在2005、2006年的时候，这个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但各地标准不一样，各城市之间也会互相打探，执行起来有问题，专家们也难逃吃人嘴软的嫌疑，所以从2007年开始，专家评审费用统一由主审单位来支付。

　　但即便如此，地方政府对专家们的公关行为仍是渗透在很多环节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评选专家，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阮仪三说他就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利益诱惑。为了突破古城保护的高度限制，地方政府有时干脆就直接找评审专家参与设计高层，设计费一般就是总造价的5%-12%。

　　阮仪三有次去巴黎拜访世界遗产委员会主任，这位主任指着一只很大的水晶雕塑向他抱怨，你看，你们中国人送的。阮仪三估计，这礼物至少超过30万元人民币。

　　而之前曾备受注意的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原副组长韩国祥受贿案也于上月在法院受理，韩案发正是因为在“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评比过程中受贿。

　　为了解决评选公正性的难题，2007年，全国爱卫办确定在暗访与技术评估两道程序外，还增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复审，审查不过的城市将暂缓确认。然而，遗憾的是，被暂缓确认资格的城市寥寥无几。

　　此外，国家卫生城市不是终身制，标准中也明确提出了对弄虚作假、两次复查不合格者予以“取消命名”的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撤销称号的做法从未有过。

　　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就曾评论，二十年里，创卫对一些城市的卫生有推动，但需要革命性的制度改革，否则，创卫可以休矣。

　　全国爱卫办予以回应的实际行动是，2010年6月卫生部疾控局爱卫办修订了〖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与〖国家卫生区标准〗，增高了门槛。爱卫办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标准更加与时俱进。

　　而有网友却戏称：铁打的评比流水的标准。

　　地方政府的良苦用心

　　除了可以摆在台面上的，争创城市名片有利于城市的知名度提升，投资环境的改善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外，有些地方官还另有旁骛。

　　与创卫、创园等老牌评选相比，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显得较为年轻，至今才举办了2005、2008两届，但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风采。

　　在鲍宗豪记忆中，2005年第一轮“创文”，很多地方领导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评选大有来头。

　　全国文明城市是由中央文明委直接挂帅的一项评选，而中央文明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副主任，规格颇高。除了行政级别高，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的制定也颇具规格。据鲍宗豪介绍，2005年的评价体系中，囊括了国家40个部委的指标。“为了研制这个体系，各部委都希望加进自我的指标，现在越来越多。原来国土资源部没有，这次最新版的指标也加了土地红线的标准，而中央民委则提出应把民族团结进步的指标放进来。”

　　2005年第一轮评选，厦门榜上有名后，台北、金门给厦门发的贺电都发到了中央文明办。

　　地方官们很快就发现了“创文”的好处——第一轮被评上全国文明城市的地方领导很快都提拔了。“创文”一跃成了政绩新指标，到2008年第二届，竞争尤其激烈，130多个城市报名参加，在国内有知名度的城市悉数到场，最终选来选去选出三十几个进入下一轮测评。

　　阮仪三亦感同身受着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些城市评比上的心态转变。在1986年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的评比中，阮仪三负责江浙一带，当他找到无锡、常州、南通这些城市时，领导们都拒绝这个称号，因为“评上以后发展就要受到限制”。

　　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无锡与南通又主动申请了历史文化名城，常州原来的一些好东西被拆光，但建了很多假古董，目的就是想要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牌匾，“因为这个名号本身就是一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