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碳买卖项目被联合国检查——中国六企业涉嫌国际碳买卖舞弊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实习生 张丹彤 发自北京
6家中国化工企业的 8个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涉嫌舞弊，这不仅凸显未来中国企业“依赖CDM补贴发展”的风险会越来越高，而且预示着CDM这一减排机制将在后京都时代面临重大调整。
中国企业涉嫌CDM舞弊项目一览 (李伯根/制表/图)
来自联合国的质疑
8月以来，来自联合国的一封封检查信搅动了国内很多化工企业的神经。8月7日至8月22日，先后有6家中国化工企业的8个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收到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发出的检查要求，要求企业对之前申请的CDM项目的相关数据作出解释与澄清。
官方资料显示，此次全球范围内被暂时叫停的16个相关CDM项目中，共计涉及碳信用额度达1300万吨，约2亿欧元，其中，涉及中国企业的项目数占到一半，碳排放额度几乎占到“有问题”总额的90%以上。
CDM主要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与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减少本国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这次风波的“罪魁祸首”是制冷剂 ——二氟氯甲烷(HCFC-22)的副产品三氯甲烷(HFC-23)。尽管是一种无毒、无嗅、无色的气体，HFC-23的温室效应却要比二氧化碳还要高11700倍。
通过CDM机制，生产制冷剂的企业通过消除HFC-23而获得大量的核准的减排量(CERs)，这些额度在欧盟等碳买卖市场出售，从而给企业带来了“额外”收益。
然而，国际社会对于HFC-23指责在于：当减少HFC-23所获得的收益高于安装消除HFC-23设施的成本时，HCFC-22生产就会盈利。这为上马新的HCFC-22设施提供了一个经济诱因。而HCFC-22产量增加，直接违背蒙特利尔议定书原则。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逐渐淘汰臭氧层的温室气体——含氢氯氟烃(HCFCs)。
此番叫停，涉及碳排放额度规模之大、项目之多，可以说是联合国自执行CDM项目以来第一次。截至目前，联合国EB签发的CERs共计4亿吨，此次叫停涉及额度达到3%。
根据负责这些项目审核的全球最大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CDM项目负责人孙国忠透露，通标已经将联合国的检查要求发放给企业，按照标准流程，企业需要在28日内就联合国提出的检查问讯予以解释与回答，并提供相关数据。“牵涉核查数据很大，我们正在考虑向联合国申请延期递交。”孙国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被检查的背后
一个月前，国际非政府组织“清洁发展机制观察”致信联合国，谴责现行CDM框架下，HFC-23减排计算方法导致对化工企业激励的“扭曲”。这成为了此次审查事件的导火索。“清洁发展机制观察”的项目主管Eva在回复南方周末的电子邮件中说，“这些企业故意扩大HCFC－22的产能，以获得更多的CERs，假如没有CDM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HCFC-22产能以及产生这么多的HFC-23。”
Eva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这16个被叫停项目中，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曾出现，在没有成功注册CDM项目的情况下，HCFC－22产能明显下降，而一旦获得了CDM注册，其出现了增大产能的迹象；在无法继续获得CERs下，项目选择停止生产。此外，Eva还补充说，几乎所有受检查企业都恰好生产了能够获得碳信用额度的HCFC-22，而在此前，这些企业的产能是逐年降低的。
据6家被检查化工企业之一的浙江巨化股份的公告，该公司2010年上半年利润总额达2亿元人民币。而巨化股份CDM项目主管王绍勤的介绍，巨化已经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两期HFC-23CDM项目，总估计每年减排额1000万吨。
倘若以目前欧盟碳市场的价格13欧元／吨计算，巨化的CDM项目共计收入应为13亿元人民币，扣除需要上交给国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金65%的收益，这两个项目留给巨化的税前收益就有四亿多。
也就是说，假如维持今年上半年利润，浙江巨化因CDM项目收益几乎等同于其全年利润。
一位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相比风电等减排项目，像HFC-23将申请与注册成本、购买焚化设备一并计算在内，平均减排成本约为2000万元。
巨大的利润空间，使得本是一项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激励措施，在部分生产企业眼中，CDM成为了可以赚钱的工具。
在“清洁发展机制观察”将这些数据提交给联合国EB之后，针对化工企业存在舞弊嫌疑的大范围检查也随即展开。
“HFC-23项目减排成本低，这与获得的高额收益不成比例，同时不能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效应。”黄金标准中国区经理王亮亮这样解释为何很多人不喜欢HFC-23。更有专家认为，它也可能挤出了更多更好的CDM项目，如风力发电或生物质能。
事实上，HFC－23牵动的不仅是买家与卖家的神经。近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有关〖HFC-23 CDM项目问答〗的报告。在很多人看来，这份报告无疑是在为HFC－23辩护。
Eva说：“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世界银行在方法检查仍在进行过程中就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捧场这一指控。“考虑到世界银行通过其”伞型碳基金”投资了中国两个HFC23项目，买卖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事实，Eva认为，“这里有明显的利益冲突。”
CDM何去何从
联合国EB选择此时彻查HFC-23项目，时间点耐人寻味。“表面上是为获得碳信用额的舞弊检查，实际上是针对CDM深度调整的问题。”从事CDM项目咨询已近6年的杨智平如此解读。
伴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的到期，与之伴生的“过渡机制”——CDM前途如何，在剩余的两年时间里，无疑是人们注意的焦点。
5年前，国内从事CDM咨询的服务公司近上千家，如今已不足百家。“很多企业转向合同能源管理、清洁技术投融资等领域。”杨智平坦言。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9年CDM总买卖量下降了59%。在国际谈判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CDM的萎缩，也使得相关产业被迫提前调整。
目前来看，HFC-23项目将不仅使联合国EB反思其CDM方法学存在的漏洞，更将使业界反思针对工业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占主体的现状。“工业排放因为年减排量大成本低并且额外性论证相对容易，所以更受开发商的欢迎，但事实上，可再生能源以及农村社区类有很大的减排潜力，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还具有更多的生态效益。”王亮亮坦言。
最近，欧盟气候行动委员康妮.·赫泽高明确表示：在2013至2020的买卖计划中，有关工业气体产生的CERs是否能够进入欧盟碳买卖市场需要重新考虑。
“我们目前致力于改革CDM机制，具体细节还要等到10月的天津会议。”Eva说。事实上，更多业内人士相信，无论怎么调整与改革，CDM都会以新的形式、更广泛的内容，抑或以一个新的名称在2012之后继续活跃在碳买卖市场。“到目前为止，全球只有这一套联合国框架下透明的机制，无论方法学存在何种漏洞，CDM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孙国庆说。
事实上，已有迹象表明，以航空业为突破口，欧盟似乎更倾向于以行业减排来替代目前CDM这种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机制。“这里涉及到行业协会如何与政府沟通的问题，要执行的话，仍然需要大家坐下来谈。”杨智平说。
后京都时代的中国CDM补贴
对于此次联合国彻查中国企业涉嫌HFC-23CDM项目舞弊，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从事多年CDM工作的负责人认为，“这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直接相关，无非是有关谁承担的责任大点与小点的问题。”
在这位专家看来，此轮针对国内企业的审查，很可能会一拖再拖，直到中国在减排责任上有所表态。“拖到最后，HFC-23的减排很可能就算作国内减排来对待。”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产物，CDM一直以来肩负两个责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获得应对气候变暖的资金与技术；而对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来说，要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自我设置的游戏法则中，并确保自我的领跑地位。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失败，事实上也宣告了CDM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
显然，巨额利润的剥离，这对于国内HCFC生产厂商来说是影响巨大。不过长期来看，化工企业甩掉这些“非正常”收益，也未必是坏事。“这部分责任让HFC-22去承担也是无可厚非的，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生产成本，这部分增加值也会转嫁到消费环节。”王亮亮说。
面对CDM的不确定性，可能受到负面影响，还包括依靠更为依赖CDM补贴的新能源产业，例如风能。
从去年12月至今年8月，中国已经有约22个风电项目在联合国EB申请CDM项目被拒。中节能甘肃风力发电张华耀经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算上CDM项目的收益，目前运转的风场才能保持微利。”
按道理，HFC-23项目项目中65%的CDM补贴资金流向了财政部，这部分资金可以反哺企业、填补CDM补贴的空缺，但据了解，此笔专项基金因为“规章制度仍然不到位”，还没有进行任何再投资。
在CDM前途未卜与国内补贴政策不到位的双重困境下，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只怕“依赖CDM补贴发展”的风险会越来越高。
八个碳买卖项目被联合国检查——中国六企业涉嫌国际碳买卖舞弊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实习生 张丹彤 发自北京
6家中国化工企业的 8个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涉嫌舞弊，这不仅凸显未来中国企业“依赖CDM补贴发展”的风险会越来越高，而且预示着CDM这一减排机制将在后京都时代面临重大调整。
中国企业涉嫌CDM舞弊项目一览 (李伯根/制表/图)
来自联合国的质疑
8月以来，来自联合国的一封封检查信搅动了国内很多化工企业的神经。8月7日至8月22日，先后有6家中国化工企业的8个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收到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发出的检查要求，要求企业对之前申请的CDM项目的相关数据作出解释与澄清。
官方资料显示，此次全球范围内被暂时叫停的16个相关CDM项目中，共计涉及碳信用额度达1300万吨，约2亿欧元，其中，涉及中国企业的项目数占到一半，碳排放额度几乎占到“有问题”总额的90%以上。
CDM主要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与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减少本国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这次风波的“罪魁祸首”是制冷剂 ——二氟氯甲烷(HCFC-22)的副产品三氯甲烷(HFC-23)。尽管是一种无毒、无嗅、无色的气体，HFC-23的温室效应却要比二氧化碳还要高11700倍。
通过CDM机制，生产制冷剂的企业通过消除HFC-23而获得大量的核准的减排量(CERs)，这些额度在欧盟等碳买卖市场出售，从而给企业带来了“额外”收益。
然而，国际社会对于HFC-23指责在于：当减少HFC-23所获得的收益高于安装消除HFC-23设施的成本时，HCFC-22生产就会盈利。这为上马新的HCFC-22设施提供了一个经济诱因。而HCFC-22产量增加，直接违背蒙特利尔议定书原则。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逐渐淘汰臭氧层的温室气体——含氢氯氟烃(HCFCs)。
此番叫停，涉及碳排放额度规模之大、项目之多，可以说是联合国自执行CDM项目以来第一次。截至目前，联合国EB签发的CERs共计4亿吨，此次叫停涉及额度达到3%。
根据负责这些项目审核的全球最大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CDM项目负责人孙国忠透露，通标已经将联合国的检查要求发放给企业，按照标准流程，企业需要在28日内就联合国提出的检查问讯予以解释与回答，并提供相关数据。“牵涉核查数据很大，我们正在考虑向联合国申请延期递交。”孙国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被检查的背后
一个月前，国际非政府组织“清洁发展机制观察”致信联合国，谴责现行CDM框架下，HFC-23减排计算方法导致对化工企业激励的“扭曲”。这成为了此次审查事件的导火索。“清洁发展机制观察”的项目主管Eva在回复南方周末的电子邮件中说，“这些企业故意扩大HCFC－22的产能，以获得更多的CERs，假如没有CDM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HCFC-22产能以及产生这么多的HFC-23。”
Eva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这16个被叫停项目中，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曾出现，在没有成功注册CDM项目的情况下，HCFC－22产能明显下降，而一旦获得了CDM注册，其出现了增大产能的迹象；在无法继续获得CERs下，项目选择停止生产。此外，Eva还补充说，几乎所有受检查企业都恰好生产了能够获得碳信用额度的HCFC-22，而在此前，这些企业的产能是逐年降低的。
据6家被检查化工企业之一的浙江巨化股份的公告，该公司2010年上半年利润总额达2亿元人民币。而巨化股份CDM项目主管王绍勤的介绍，巨化已经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两期HFC-23CDM项目，总估计每年减排额1000万吨。
倘若以目前欧盟碳市场的价格13欧元／吨计算，巨化的CDM项目共计收入应为13亿元人民币，扣除需要上交给国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金65%的收益，这两个项目留给巨化的税前收益就有四亿多。
也就是说，假如维持今年上半年利润，浙江巨化因CDM项目收益几乎等同于其全年利润。
一位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相比风电等减排项目，像HFC-23将申请与注册成本、购买焚化设备一并计算在内，平均减排成本约为2000万元。
巨大的利润空间，使得本是一项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激励措施，在部分生产企业眼中，CDM成为了可以赚钱的工具。
在“清洁发展机制观察”将这些数据提交给联合国EB之后，针对化工企业存在舞弊嫌疑的大范围检查也随即展开。
“HFC-23项目减排成本低，这与获得的高额收益不成比例，同时不能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效应。”黄金标准中国区经理王亮亮这样解释为何很多人不喜欢HFC-23。更有专家认为，它也可能挤出了更多更好的CDM项目，如风力发电或生物质能。
事实上，HFC－23牵动的不仅是买家与卖家的神经。近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有关〖HFC-23 CDM项目问答〗的报告。在很多人看来，这份报告无疑是在为HFC－23辩护。
Eva说：“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世界银行在方法检查仍在进行过程中就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捧场这一指控。“考虑到世界银行通过其”伞型碳基金”投资了中国两个HFC23项目，买卖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事实，Eva认为，“这里有明显的利益冲突。”
CDM何去何从
联合国EB选择此时彻查HFC-23项目，时间点耐人寻味。“表面上是为获得碳信用额的舞弊检查，实际上是针对CDM深度调整的问题。”从事CDM项目咨询已近6年的杨智平如此解读。
伴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的到期，与之伴生的“过渡机制”——CDM前途如何，在剩余的两年时间里，无疑是人们注意的焦点。
5年前，国内从事CDM咨询的服务公司近上千家，如今已不足百家。“很多企业转向合同能源管理、清洁技术投融资等领域。”杨智平坦言。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9年CDM总买卖量下降了59%。在国际谈判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CDM的萎缩，也使得相关产业被迫提前调整。
目前来看，HFC-23项目将不仅使联合国EB反思其CDM方法学存在的漏洞，更将使业界反思针对工业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占主体的现状。“工业排放因为年减排量大成本低并且额外性论证相对容易，所以更受开发商的欢迎，但事实上，可再生能源以及农村社区类有很大的减排潜力，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还具有更多的生态效益。”王亮亮坦言。
最近，欧盟气候行动委员康妮.·赫泽高明确表示：在2013至2020的买卖计划中，有关工业气体产生的CERs是否能够进入欧盟碳买卖市场需要重新考虑。
“我们目前致力于改革CDM机制，具体细节还要等到10月的天津会议。”Eva说。事实上，更多业内人士相信，无论怎么调整与改革，CDM都会以新的形式、更广泛的内容，抑或以一个新的名称在2012之后继续活跃在碳买卖市场。“到目前为止，全球只有这一套联合国框架下透明的机制，无论方法学存在何种漏洞，CDM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孙国庆说。
事实上，已有迹象表明，以航空业为突破口，欧盟似乎更倾向于以行业减排来替代目前CDM这种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机制。“这里涉及到行业协会如何与政府沟通的问题，要执行的话，仍然需要大家坐下来谈。”杨智平说。
后京都时代的中国CDM补贴
对于此次联合国彻查中国企业涉嫌HFC-23CDM项目舞弊，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从事多年CDM工作的负责人认为，“这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直接相关，无非是有关谁承担的责任大点与小点的问题。”
在这位专家看来，此轮针对国内企业的审查，很可能会一拖再拖，直到中国在减排责任上有所表态。“拖到最后，HFC-23的减排很可能就算作国内减排来对待。”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产物，CDM一直以来肩负两个责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获得应对气候变暖的资金与技术；而对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来说，要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自我设置的游戏法则中，并确保自我的领跑地位。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失败，事实上也宣告了CDM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
显然，巨额利润的剥离，这对于国内HCFC生产厂商来说是影响巨大。不过长期来看，化工企业甩掉这些“非正常”收益，也未必是坏事。“这部分责任让HFC-22去承担也是无可厚非的，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生产成本，这部分增加值也会转嫁到消费环节。”王亮亮说。
面对CDM的不确定性，可能受到负面影响，还包括依靠更为依赖CDM补贴的新能源产业，例如风能。
从去年12月至今年8月，中国已经有约22个风电项目在联合国EB申请CDM项目被拒。中节能甘肃风力发电张华耀经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算上CDM项目的收益，目前运转的风场才能保持微利。”
按道理，HFC-23项目项目中65%的CDM补贴资金流向了财政部，这部分资金可以反哺企业、填补CDM补贴的空缺，但据了解，此笔专项基金因为“规章制度仍然不到位”，还没有进行任何再投资。
在CDM前途未卜与国内补贴政策不到位的双重困境下，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只怕“依赖CDM补贴发展”的风险会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