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十年行之黄河人家(上)
“黄河十年考察团走进了8户沿河人家，有一点超乎大家的想象，这8户人家中的大部分住房条件都非常好——砖瓦房、大玻璃镜子与大电视。”这是考察团成员汪永晨走进黄河人家的第一印象。但汪永晨对黄河人家的现代化生活也表示了忧虑，“跟他们细聊起来，真的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黄河人家的生活比原来改善了很多，但是幸福指数不知道怎么去判断。”
黄河十年行活动计划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普通人家作为采访对象跟踪10年，并对黄河两岸的文化进行详尽的记录。
仙河镇黄河人家：当年这里到处都是芦苇荡
黄河入海口仙河镇范建玉大爷的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小康之家。老两口加上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子，共8口人。范大爷告诉记者，他退役后被分配到胜利油田运输大队孤岛采油厂。
范大爷说，当时这里一片荒芜，“到处都是芦苇荡，鸟儿比现在多多了，鱼虾河蟹更不用说。”那时的人们住的是苇子盖起的草房，种的是水稻。跟以前相比，现在最大的变化是水没有以前干净了，也比以前少了，“主要是上游的污染，北风吹来的时候味道很重。”
范建玉退休后每月可以拿到3000多的退休金，他的老伴韩玉年轻时在油田打扫卫生，上了年数以后，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每个月只有油田发的200元的生活费。
蓼坞村黄河人家：移民安家选址影响每户的生活
蓼坞村黄河人家
村妇杨平花所在的村子叫坡头镇蓼坞村，60年的村支部书记苗德中是杨平花的亲家，苗德中介绍了小浪底开工建设以来他们的生活情况。蓼坞村一共有108户人家，1200多人。建大坝共征了村子3000多亩地，其中耕地2100亩。村民已经有一批搬到了济源镇，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批移民搬迁。
苗德中告诉记者，当时在搬迁地点还没有定好的情况下，暂时把村民安置在山上。1992年短短4个月内，在山上盖了108处房子，因为时间紧，没有好好选址，那里其实常有泥石流。
1994年政府在差距原来村子40公里的地方购买了500亩地作为耕地。因为路太远，种地来回不方便，村民们有些就把地承包了出去。可租金根本不够他们生活，村长只好带村民向上反映情况。
最终政府同意在他们耕地的所在地——济源镇给他们盖了房子。不过，最初移民补偿时，村里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补偿是农转非的形式，这些人进了工厂。可近年来这些工厂要么倒闭了，要么转制了，全村进工厂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都重新回到了村里。
这些人不再是农民户口，也不再享受移民待遇。无法享受移民待遇的不光是他们，还有他们的孩子。
潼关黄河人家：旧时城墙已成现在河堤
潼关人家
在渭河边上有一处平房，住在里面的是一位在老潼关县长大的老人刘金会，她在黄河边生活了58年，见证了潼关县水库移民的全过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发生的变化。因此她成为黄河十年行第三户定点跟踪人家。
跟着刘金会往她家走的时候，她一直说之前这里环境特别好，自从去年修路，这里脏的不得了。家里的水缸、锅里都是土，种的庄稼上面也是一层土。
刘金会的家紧挨着渭河，渭河边几公里之内只有这一处房子。她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堤岸没有得到维护。她指着河边被淹没的旧城墙说，这个古城墙就能很好地护堤，现在倒没人管了，希望政府早点能够把堤岸都护起来。
询问当年移民的情况，她描述说，60年代三门峡水库大坝建成以后，老潼关县被淹。老潼关的乡亲们都迁到了现在新潼关的地方，也有一部分迁到了宁夏。后来有很多移民又迁了回来，就住在离她的房子不远的移民村。当年刘金会没有迁出去，而是迁到附近的山上，老伴从造船厂退休以后他们一家又从山上搬回渭河边住。
此外，刘金会每年还能领到移民补偿款600元。她家原本有5亩地，后来政府为发展旅游征了她的地，一次性给了补偿5万元。开发商本说会按月发生活费，可一直没有兑现。
记者问刘金会是否愿意搬家，她说，这里空气好水好，不希望离开这里，“我最希望的就是赶快修好护堤。”
乌海黄河人家：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乌海人家
在乌海黄河边，记者见一个放羊的小伙子。与他简单聊了几句以后，把他的家庭锁定为黄河十年行第四户定点跟踪人家。
小伙子的父亲叫康银堂，52年，母亲高二连，50年。康银堂告诉我们，这个村子是乌海市千里山镇巴音村。现在这个房子里住着三户。他自我家四口人一户，他的母亲独自一户，他的兄弟家四口人一户。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人已经嫁人，儿子在包头上大学。
记者问康银堂现在的收入情况，他说，现在在一个铁厂工作，工资1600块，与十几年以前的1200块相比，现在的工资不是很让他满意。他的妻子也在工厂打工，一个月能挣1500块。这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此外，他们还有十几亩地与二十几只羊，这部分收入够一家子的最基本花销。他还给儿子在蒙西分期付款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
儿子说他并不是很高兴父亲在蒙西给他买了房子，因为他想自我在外面打拼。当记者问他“你上完了学后还会回到这里吗？”他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全都出去了，没有年轻人还在村里种地。我们问，那当你们的父母老了种不动地了，家里的地怎么办？他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还是做了这样的回答：那就不种了呗。
乌海工矿企业污染从9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那时乌海发现了煤矿，南方老板到这里投资开小矿，把这个黄河边种地牧羊为主的小村庄污染得不成样子。2008年奥运之前，国家对污染企业进行关停整改，很多小矿小厂撤离，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的厂。
康银堂带记者去了他的玉米地，拽出几棵玉米给我们看，玉米花絮部分的叶子都是黑的，玉米粒也很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干旱，另外，包头又有一些工厂搬到了这里，康银堂脸上满是焦急。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了康银堂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一个工厂多，就业机会多，污染严重的地方，还是生活在一个空气清新，水源干净但只能种地为生的地方？他的回答是，我选择空气清新，水源干净，可以种地的地方，“假如农田收成好，牛羊长得好，收入也不比在工厂里打工少很多。”
沙坡头黄河人家：农家乐让一部分先富了起来
在沙坡头，记者与一位胸前挂着农家乐导游的中年男子聊了起来，确定把他家定为黄河十年行十户人家中的第五家。中年男子叫张希科， 47年，从小就生活在中卫市迎水镇鸣钟村。家里夫妻两人加两个孩子共四口人，儿子在景区开沙漠越野车，女儿在上高中。
早先张希科与这里的其他农民一样以在黄河边种地为生。这里处于沙漠地带，原本可耕种的土地很少，后来有人尝试引水到沙地里种地，发现沙地里竟能种什么长什么。
沙坡头旅游发展起来以后，张希科与妻子两人白手起家办起了农家乐。后来因为沙坡头水利枢纽建设，村子搬迁，他们一家所得的补偿是一亩改造了的沙地，只给1000块钱。但是他们没有报怨，而是靠苦干，盖了更大的房子，继续做他们的农家乐。现在他们的农家乐年收入为4-5万块，今年张希科的的目标是10万块。
张希科告诉记者，沙坡头发展起来以后，原本祖祖辈辈种地的村民的生活变得多种多样。但像他这样有能力有头脑做农家乐的还是少数，有的人继续种地种果树，有的人一边种地一边在农家乐或其他酒店打工，还有的人放弃耕种，在景区内靠划橡皮艇、牵骆驼谋生。
记者问张希科对规划中的大柳树水利工程的看法，他说，他们村子祖祖辈辈都期盼着这个工程的建设。因为，有工程就有钱赚，而且工程建了以后，他们的用水会更方便。
文/王丽娜 汪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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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十年行之黄河人家(上)
“黄河十年考察团走进了8户沿河人家，有一点超乎大家的想象，这8户人家中的大部分住房条件都非常好——砖瓦房、大玻璃镜子与大电视。”这是考察团成员汪永晨走进黄河人家的第一印象。但汪永晨对黄河人家的现代化生活也表示了忧虑，“跟他们细聊起来，真的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黄河人家的生活比原来改善了很多，但是幸福指数不知道怎么去判断。”
黄河十年行活动计划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普通人家作为采访对象跟踪10年，并对黄河两岸的文化进行详尽的记录。
仙河镇黄河人家：当年这里到处都是芦苇荡
黄河入海口仙河镇范建玉大爷的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小康之家。老两口加上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子，共8口人。范大爷告诉记者，他退役后被分配到胜利油田运输大队孤岛采油厂。
范大爷说，当时这里一片荒芜，“到处都是芦苇荡，鸟儿比现在多多了，鱼虾河蟹更不用说。”那时的人们住的是苇子盖起的草房，种的是水稻。跟以前相比，现在最大的变化是水没有以前干净了，也比以前少了，“主要是上游的污染，北风吹来的时候味道很重。”
范建玉退休后每月可以拿到3000多的退休金，他的老伴韩玉年轻时在油田打扫卫生，上了年数以后，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每个月只有油田发的200元的生活费。
蓼坞村黄河人家：移民安家选址影响每户的生活
蓼坞村黄河人家
村妇杨平花所在的村子叫坡头镇蓼坞村，60年的村支部书记苗德中是杨平花的亲家，苗德中介绍了小浪底开工建设以来他们的生活情况。蓼坞村一共有108户人家，1200多人。建大坝共征了村子3000多亩地，其中耕地2100亩。村民已经有一批搬到了济源镇，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批移民搬迁。
苗德中告诉记者，当时在搬迁地点还没有定好的情况下，暂时把村民安置在山上。1992年短短4个月内，在山上盖了108处房子，因为时间紧，没有好好选址，那里其实常有泥石流。
1994年政府在差距原来村子40公里的地方购买了500亩地作为耕地。因为路太远，种地来回不方便，村民们有些就把地承包了出去。可租金根本不够他们生活，村长只好带村民向上反映情况。
最终政府同意在他们耕地的所在地——济源镇给他们盖了房子。不过，最初移民补偿时，村里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补偿是农转非的形式，这些人进了工厂。可近年来这些工厂要么倒闭了，要么转制了，全村进工厂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都重新回到了村里。
这些人不再是农民户口，也不再享受移民待遇。无法享受移民待遇的不光是他们，还有他们的孩子。
潼关黄河人家：旧时城墙已成现在河堤
潼关人家
在渭河边上有一处平房，住在里面的是一位在老潼关县长大的老人刘金会，她在黄河边生活了58年，见证了潼关县水库移民的全过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发生的变化。因此她成为黄河十年行第三户定点跟踪人家。
跟着刘金会往她家走的时候，她一直说之前这里环境特别好，自从去年修路，这里脏的不得了。家里的水缸、锅里都是土，种的庄稼上面也是一层土。
刘金会的家紧挨着渭河，渭河边几公里之内只有这一处房子。她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堤岸没有得到维护。她指着河边被淹没的旧城墙说，这个古城墙就能很好地护堤，现在倒没人管了，希望政府早点能够把堤岸都护起来。
询问当年移民的情况，她描述说，60年代三门峡水库大坝建成以后，老潼关县被淹。老潼关的乡亲们都迁到了现在新潼关的地方，也有一部分迁到了宁夏。后来有很多移民又迁了回来，就住在离她的房子不远的移民村。当年刘金会没有迁出去，而是迁到附近的山上，老伴从造船厂退休以后他们一家又从山上搬回渭河边住。
此外，刘金会每年还能领到移民补偿款600元。她家原本有5亩地，后来政府为发展旅游征了她的地，一次性给了补偿5万元。开发商本说会按月发生活费，可一直没有兑现。
记者问刘金会是否愿意搬家，她说，这里空气好水好，不希望离开这里，“我最希望的就是赶快修好护堤。”
乌海黄河人家：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乌海人家
在乌海黄河边，记者见一个放羊的小伙子。与他简单聊了几句以后，把他的家庭锁定为黄河十年行第四户定点跟踪人家。
小伙子的父亲叫康银堂，52年，母亲高二连，50年。康银堂告诉我们，这个村子是乌海市千里山镇巴音村。现在这个房子里住着三户。他自我家四口人一户，他的母亲独自一户，他的兄弟家四口人一户。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人已经嫁人，儿子在包头上大学。
记者问康银堂现在的收入情况，他说，现在在一个铁厂工作，工资1600块，与十几年以前的1200块相比，现在的工资不是很让他满意。他的妻子也在工厂打工，一个月能挣1500块。这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此外，他们还有十几亩地与二十几只羊，这部分收入够一家子的最基本花销。他还给儿子在蒙西分期付款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
儿子说他并不是很高兴父亲在蒙西给他买了房子，因为他想自我在外面打拼。当记者问他“你上完了学后还会回到这里吗？”他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全都出去了，没有年轻人还在村里种地。我们问，那当你们的父母老了种不动地了，家里的地怎么办？他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还是做了这样的回答：那就不种了呗。
乌海工矿企业污染从9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那时乌海发现了煤矿，南方老板到这里投资开小矿，把这个黄河边种地牧羊为主的小村庄污染得不成样子。2008年奥运之前，国家对污染企业进行关停整改，很多小矿小厂撤离，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的厂。
康银堂带记者去了他的玉米地，拽出几棵玉米给我们看，玉米花絮部分的叶子都是黑的，玉米粒也很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干旱，另外，包头又有一些工厂搬到了这里，康银堂脸上满是焦急。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了康银堂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一个工厂多，就业机会多，污染严重的地方，还是生活在一个空气清新，水源干净但只能种地为生的地方？他的回答是，我选择空气清新，水源干净，可以种地的地方，“假如农田收成好，牛羊长得好，收入也不比在工厂里打工少很多。”
沙坡头黄河人家：农家乐让一部分先富了起来
在沙坡头，记者与一位胸前挂着农家乐导游的中年男子聊了起来，确定把他家定为黄河十年行十户人家中的第五家。中年男子叫张希科， 47年，从小就生活在中卫市迎水镇鸣钟村。家里夫妻两人加两个孩子共四口人，儿子在景区开沙漠越野车，女儿在上高中。
早先张希科与这里的其他农民一样以在黄河边种地为生。这里处于沙漠地带，原本可耕种的土地很少，后来有人尝试引水到沙地里种地，发现沙地里竟能种什么长什么。
沙坡头旅游发展起来以后，张希科与妻子两人白手起家办起了农家乐。后来因为沙坡头水利枢纽建设，村子搬迁，他们一家所得的补偿是一亩改造了的沙地，只给1000块钱。但是他们没有报怨，而是靠苦干，盖了更大的房子，继续做他们的农家乐。现在他们的农家乐年收入为4-5万块，今年张希科的的目标是10万块。
张希科告诉记者，沙坡头发展起来以后，原本祖祖辈辈种地的村民的生活变得多种多样。但像他这样有能力有头脑做农家乐的还是少数，有的人继续种地种果树，有的人一边种地一边在农家乐或其他酒店打工，还有的人放弃耕种，在景区内靠划橡皮艇、牵骆驼谋生。
记者问张希科对规划中的大柳树水利工程的看法，他说，他们村子祖祖辈辈都期盼着这个工程的建设。因为，有工程就有钱赚，而且工程建了以后，他们的用水会更方便。
文/王丽娜 汪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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