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如松研究员
8月18日，在河北承德举办的第四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上，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研究员对生态城市的文明内涵、评价指标与科学标准作了具有独创性的阐述，引起与会专家与城市代表的强烈共鸣。
三大生态危机与城市生态品质
“当今世界面临三大生态危机：一是以气候变化、经济震荡与社会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二是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与生态胁迫为特征的区域生态服务问题，三是以贫穷落后、过度消费与复合污染为诱因的人群生态健康问题。”王如松说，这三大危机的根源在城市，城市既是受害者，也是危害者。
他认为，评价一个城市，不能光看它有多少高楼大厦，交通如何发达，还要看它能否禁受得住生态风险的考验。今年广州等一些城市遭受暴雨袭击，许多民房进了水，几百万辆车泡了汤，就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生态品质问题。
王如松说，所谓生态品质，是对城市形态与结构关系良好程度的测度，包括城市系统的生态涵养用水、生态服务用地、可再生能源利用、生态营养物质循环(物流的耗竭与滞留程度)、生态多样性的额度或阈值，以及城市的山形水系、文脉肌理、标识品位及精神风貌的与谐性。
城市的“绿韵”与“红脉”
什么是城市的“生态”？
王如松认为，城市生态包括城市生物与环境演化的自然生态、城市生产与消费代谢的经济生态、城市社会与文化行为的人类生态，以及城市结构与功能调控的系统生态四个方面。
“形象地说，就是‘绿韵’与‘红脉’的关联状态。”王如松说，“绿韵”是指蓝天、绿野、沃土、碧水等，“红脉”是指产业、交通、城镇、文脉等，它们之间形成的复合生态，是天、地、人、环境间的与谐关系，而不是回归自然或城市生物生境的简单平衡。
他说，建设生态城市，就是要按生态学规律(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人类生态)统筹规划、建设与管理城市，旨在通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与技术创新，调谐城市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各类竞生、共生、再生、自生的生态关系，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去改变生产与消费方式、决策与管理方法、文化与精神生活及生态与环境意识。王如松强调，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人，如何更新人的观念、调节人际关系、诱导人的行为、提高人的素质、开化人的文明，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
生态城市环境、产业、社会演化
王如松认为，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人与环境协同进化的渐进过程，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与循环再生功能渐进完善及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服务功能渐进熟化的过程。它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与物理环境的正向演化，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功能性转型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与管理体制的文明进化。
一是环境演化。就是要从以化石能源、化工产品为主导，气候变化、地表硬化、水体绿化、空气酸化、生物退化为特征的工业景观向以净化(干净、安静、卫生、安全)、绿化(景观、产业、行为、体制)，活化(水欢、风畅、土肥、生茂)及美化(文脉、肌理、韵律、标识)为特征的生态景观演化。
通俗地说，就是要变死水为活水、霾天为青天、硬化地表为活性地表、灰色景观为绿色景观，促进城市建设从满足市民的居住空间需求到生活品质需求、从污染治理需求到生态健康需求、从景观绿化需求到生态服务需求的成熟社区的转型。
二是产业转型。就是在传承传统农业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推进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型的物态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方向演化；促进传统生产方式从产品经济向功能经济、链式经济向网络经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刚性生产向柔性生产、减员增效向增员增效、职业谋生向生态乐生的循环经济转型。
三是社会进化。就是要推进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演化；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走向五个统筹，即向区域统筹、城乡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社会与经济统筹以及内涵与外延统筹方向演化；基础设施、居住社区与产业园区从单功能向各类服务功能完善的成熟社区演化；生活方式从以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到以健康为中心的与谐生活演化。
生态城市的四大指标体系
王如松认为，生态城市建设包括生态基础设施(文明支撑体系)、生态人居环境(文明彰显体系)、生态代谢网络(文明运作体系)与生态能力建设(文明保障体系)四大体系的建设。
生态基础设施包括流域汇水系统与城市排水系统、区域能源供给与光热耗散系统、城市土壤活力与土地渗滤系统、城市生态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网络、城市物质代谢与静脉循环系统、区域大气流场与下垫面生态格局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维持这些系统结构功能的完整性及生态活力，强化水、土、气、生物、矿物五大生态要素的支撑能力。
生态人居环境的适宜性取决于社区或园区环境的肺(绿地)、肾(湿地)、皮(地表及立体表面)、口(主要排污口)与脉(山形水系、交通主动脉等)的结构与功能的完好性。
王如松根据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研究的经验，提出了生态人居环境的10项内容：紧凑的空间格局，从平面建设向空中与地下空间发展；凸显城市主动脉，努力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格局，根据城市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特点彰显由主要轻轨与BRT为轴心形成的城市人流物流主动脉；宽松的红绿边缘，根据生态边缘效应，设计每个居住区或产业园区与周边大片绿地的生态交错带；健全的肾肺生态，保证城市肺、肾、皮、口与脉等生态基础设施的结构完整性与功能完善性，保证适宜的生态服务用地规模与格局；混合功能就近上班，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要混合布局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为驻地居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就地或就近就业的机会；便民生态公交，大力提倡公交、轻轨、自行车甚至步行的低碳、健康的生态交通方式；低碳生态建筑，大力推广比传统建筑节能60%、碳减排50%、化石能源消耗减少15%-30%、生态足迹最小化的生态建筑；彰显生态标识，通过标识性建筑、雕塑、生物与文化景观凸显当地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特征、文脉与肌理；生态游憩廊道，在汽车与轻轨交通网络外为市民与游客提供无断点出行、游览观光及生态服务的游憩绿道； 民风淳朴邻里交融，社区与睦，治安良好，文体设施与场所健全。
此外，还要健全生态代谢网络，即建立以高强度能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口流为特征，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具备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多功能的自组织与自调节系统；要加强生态整合能力建设，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调节与能力建设带动整个城市形态的彰显与神态的升华，促进物态谐与、业态祥与、心态平与与世态亲与的城市文明发展。
王如松强调，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强化完善生态规划、活化整合生态资产、孵化诱导生态产业、优化升华文化品位，通过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典型示范实现滚动发展。
王如松研究员
8月18日，在河北承德举办的第四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上，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研究员对生态城市的文明内涵、评价指标与科学标准作了具有独创性的阐述，引起与会专家与城市代表的强烈共鸣。
三大生态危机与城市生态品质
“当今世界面临三大生态危机：一是以气候变化、经济震荡与社会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二是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与生态胁迫为特征的区域生态服务问题，三是以贫穷落后、过度消费与复合污染为诱因的人群生态健康问题。”王如松说，这三大危机的根源在城市，城市既是受害者，也是危害者。
他认为，评价一个城市，不能光看它有多少高楼大厦，交通如何发达，还要看它能否禁受得住生态风险的考验。今年广州等一些城市遭受暴雨袭击，许多民房进了水，几百万辆车泡了汤，就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生态品质问题。
王如松说，所谓生态品质，是对城市形态与结构关系良好程度的测度，包括城市系统的生态涵养用水、生态服务用地、可再生能源利用、生态营养物质循环(物流的耗竭与滞留程度)、生态多样性的额度或阈值，以及城市的山形水系、文脉肌理、标识品位及精神风貌的与谐性。
城市的“绿韵”与“红脉”
什么是城市的“生态”？
王如松认为，城市生态包括城市生物与环境演化的自然生态、城市生产与消费代谢的经济生态、城市社会与文化行为的人类生态，以及城市结构与功能调控的系统生态四个方面。
“形象地说，就是‘绿韵’与‘红脉’的关联状态。”王如松说，“绿韵”是指蓝天、绿野、沃土、碧水等，“红脉”是指产业、交通、城镇、文脉等，它们之间形成的复合生态，是天、地、人、环境间的与谐关系，而不是回归自然或城市生物生境的简单平衡。
他说，建设生态城市，就是要按生态学规律(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人类生态)统筹规划、建设与管理城市，旨在通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与技术创新，调谐城市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各类竞生、共生、再生、自生的生态关系，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去改变生产与消费方式、决策与管理方法、文化与精神生活及生态与环境意识。王如松强调，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人，如何更新人的观念、调节人际关系、诱导人的行为、提高人的素质、开化人的文明，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
生态城市环境、产业、社会演化
王如松认为，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人与环境协同进化的渐进过程，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与循环再生功能渐进完善及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服务功能渐进熟化的过程。它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与物理环境的正向演化，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功能性转型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与管理体制的文明进化。
一是环境演化。就是要从以化石能源、化工产品为主导，气候变化、地表硬化、水体绿化、空气酸化、生物退化为特征的工业景观向以净化(干净、安静、卫生、安全)、绿化(景观、产业、行为、体制)，活化(水欢、风畅、土肥、生茂)及美化(文脉、肌理、韵律、标识)为特征的生态景观演化。
通俗地说，就是要变死水为活水、霾天为青天、硬化地表为活性地表、灰色景观为绿色景观，促进城市建设从满足市民的居住空间需求到生活品质需求、从污染治理需求到生态健康需求、从景观绿化需求到生态服务需求的成熟社区的转型。
二是产业转型。就是在传承传统农业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推进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型的物态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方向演化；促进传统生产方式从产品经济向功能经济、链式经济向网络经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刚性生产向柔性生产、减员增效向增员增效、职业谋生向生态乐生的循环经济转型。
三是社会进化。就是要推进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演化；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走向五个统筹，即向区域统筹、城乡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社会与经济统筹以及内涵与外延统筹方向演化；基础设施、居住社区与产业园区从单功能向各类服务功能完善的成熟社区演化；生活方式从以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到以健康为中心的与谐生活演化。
生态城市的四大指标体系
王如松认为，生态城市建设包括生态基础设施(文明支撑体系)、生态人居环境(文明彰显体系)、生态代谢网络(文明运作体系)与生态能力建设(文明保障体系)四大体系的建设。
生态基础设施包括流域汇水系统与城市排水系统、区域能源供给与光热耗散系统、城市土壤活力与土地渗滤系统、城市生态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网络、城市物质代谢与静脉循环系统、区域大气流场与下垫面生态格局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维持这些系统结构功能的完整性及生态活力，强化水、土、气、生物、矿物五大生态要素的支撑能力。
生态人居环境的适宜性取决于社区或园区环境的肺(绿地)、肾(湿地)、皮(地表及立体表面)、口(主要排污口)与脉(山形水系、交通主动脉等)的结构与功能的完好性。
王如松根据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研究的经验，提出了生态人居环境的10项内容：紧凑的空间格局，从平面建设向空中与地下空间发展；凸显城市主动脉，努力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格局，根据城市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特点彰显由主要轻轨与BRT为轴心形成的城市人流物流主动脉；宽松的红绿边缘，根据生态边缘效应，设计每个居住区或产业园区与周边大片绿地的生态交错带；健全的肾肺生态，保证城市肺、肾、皮、口与脉等生态基础设施的结构完整性与功能完善性，保证适宜的生态服务用地规模与格局；混合功能就近上班，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要混合布局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为驻地居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就地或就近就业的机会；便民生态公交，大力提倡公交、轻轨、自行车甚至步行的低碳、健康的生态交通方式；低碳生态建筑，大力推广比传统建筑节能60%、碳减排50%、化石能源消耗减少15%-30%、生态足迹最小化的生态建筑；彰显生态标识，通过标识性建筑、雕塑、生物与文化景观凸显当地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特征、文脉与肌理；生态游憩廊道，在汽车与轻轨交通网络外为市民与游客提供无断点出行、游览观光及生态服务的游憩绿道； 民风淳朴邻里交融，社区与睦，治安良好，文体设施与场所健全。
此外，还要健全生态代谢网络，即建立以高强度能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口流为特征，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具备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多功能的自组织与自调节系统；要加强生态整合能力建设，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调节与能力建设带动整个城市形态的彰显与神态的升华，促进物态谐与、业态祥与、心态平与与世态亲与的城市文明发展。
王如松强调，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强化完善生态规划、活化整合生态资产、孵化诱导生态产业、优化升华文化品位，通过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典型示范实现滚动发展。
